世纪之交，一套记录一个世纪以来我国人文科学发展历程的鸿篇学术著作——《学林春秋》及时问世。
该书邀请了128位年纪60岁以上，在文、史、哲等人文科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学者——其中当然不乏学术大师，选取各位学者最擅长、最有成就的学术领域，以《我与……》为题目，各自撰写文章，回顾各自的出身、经历、学术师承、治学甘苦、心得体会、学科建设设想等。
由于“学术师承”是该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这些学者大都用相当篇幅记述他们的“学术师承”或“家学渊源”。如94岁高龄的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顾廷龙先生讲，自己曾受业于著名的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1890—1978）。同样90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则谈到他是在自己的哥哥、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翻译家张申府（1893—1986）的指导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及罗素、怀特等人的哲学著作的。87岁高龄的吉林大学历史系教授罗继祖先生，回忆的是青少年时期侍于先祖父罗振玉先生之侧，在其指点下研读辽代墓碑，作《辽史校勘记》的往事。从以上例证可以看到，在谈到学术师承关系时，本书所涉及的“学林春秋”，其年代大大超过了诸位作者所生活的年代，可以再上溯数十年，使这部著作有更长的时间跨度。
本书虽然只收录了128位学者的文章，但所涉及的学者远远不止这些人，整个20世纪老一代人文科学的优秀学者在书中多被诸位作者涉及。仔细翻阅本书可以看到，举凡20世纪有影响的文、史、哲方面的有影响的学者，在本书中大都有所涉及。例如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徐规先生介绍30年代末浙江大学史地系时说：“当时系内名师荟萃，史学组先后聘有张荫麟、谭其骧、方豪、陈乐素、钱穆等教授。”又如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又辛先生叙述他当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在中文系任课的老师有胡适、沈兼士、唐兰、闻一多、魏建功、罗庸、郑奠、钱穆、顾随、何容、陈绵、马裕藻、余嘉锡诸先生。”在今天看来，这岂止是教学阵容强大，简直是群英璀璨。一些最优秀的学者，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他们的学术、思想，被书中的诸位学者多处描述。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是一部世纪学术史。因此，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大大地开阔眼界，认识和了解更多的20世纪的学术前辈，了解他们的治学态度、学风，甚至他们的为人。
治学经验是本书的重要内容，各位作者在文章中对自己的治学经验作了充分的总结，对发展我国人文科学是很有意义的。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勋燎先生说，他的导师、著名的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告诫他说：“从事现代考古学工作，必须亲自参加田野发掘，锻炼自己，切莫再学过去的金石学家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听他人汇报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调查核实。一个考古学家首先应当是一个历史学家，否则便只能成为考古匠。”类似这样的例证很多，阅读本书，不仅能够汲取100多位学者的治学经验，而且可以通过他们的文章，了解早已故去的那一代优秀学人的治学经验。因此，在荟萃文、史、哲优秀学者治学经验方面，本书涵盖面甚广，凝聚了一个世纪以来优秀学人的治学经验的结晶。
《学林春秋》为文、史、哲方面优秀专家亲自动笔写成的文章，从史料学的角度来看，是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其中一些文章的作者已经故去，他们的文章已成绝笔，更可显现本书在抢救资料、保存资料方面的作用。
虽然写文章的人多是各自学术领域中的佼佼者，作的学问都很高深，但他们的文章深入浅出，以生动的散文讲述各自的故事，自然流畅，质朴感人，引人入胜。阅读本书，像听故事一样，作者娓娓道来，读者煦煦然如沐春风，在不知不觉之中被引入学术殿堂。
早在明、清之际，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写下了我国最早的、有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明儒学案》，至今不失其学术价值。或许，一个世纪后，这部《学林春秋》的学术价值，当可与《明儒学案》相媲美。而在眼下，这部学术著作对于莘莘学子了解百年学术史，尽早认清学术门径是大有裨益的。
 |
